一·二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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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1月28日晚,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参战。3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月3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24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
名 称
“一·二八”淞沪抗战
地 点
上海市与周边
时 间
1932年1月28日-3月3日
参战方
中国,日本
结 果
签署停战协定;上海非军事化
参战方兵力
中国 少于50,000人
日本 约70,000人
伤亡情况
中国 14,104人
日本 3,091人
主要指挥官
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盐泽幸一
历史影响
上海非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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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回顾 编辑

一·二八事变4444abc.com 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日本称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淞沪战争),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支援和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掩护其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自导自演在上海挑衅引发的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932年1月28日夜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
中国方面,1932年1月29日蒋介石复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任委员长在3月6日),同日蒋制定对日应对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这是国民政府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的应对总方针。1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表示绝不屈服。2月1日,蒋介石命令中国空军参战。2月4日,军委会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同时令川、湘、赣4444abc.com、黔、鄂、陕、豫各省出兵做总预备队。2月8日,蒋介石批示何应钦调炮兵一个营增援十九路军。2月14日,蒋介石命令将第88、87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编为第五军,任命张治中为军长调归十九路军指挥参战。为补充十九路军伤亡减员,蒋介石还先后命令自上官云相梁冠英、刘峙等处,运徒手兵2000名以补充十九路军,并为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补充大批武器弹药。此后蒋介石先后调动国军卫立煌第14军(辖第10师、第83师两师)、第1师、第9师、第47师及陈诚第18军(当时下辖第11师、第14师、第52师共三个师)、独立第36旅等部队支援上海十九路军(但因交通和赣州战役等原因,以上数个师大都未能在停战前抵达上海附近的指定地点参战)。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并肩作战,取得了诸如庙行大捷等胜利,给予日军一定打击。但3月1日,日军援军在我军防备薄弱的浏河一带登陆,形势逆转,我军被迫撤退到第二线防守。3月3日,日军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宣布停战。
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吸取九一八事变期间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专依国联的教训,在“一面积极抵抗”之际,也“一面交涉”,与日本进行谈判。国民政府认为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极端困难,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希望在“不丧失国权”的情况下以最小代价达成停战。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但中国保留行政权和警察权);日本军队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即恢复1932年1月28日事变之前的状态。
停战谈判期间(1932年4月29日),朝鲜人反日志士尹奉吉在暗杀大王王亚樵的指使下混入庆祝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长节暨日军胜利阅兵庆典,向主宾席投掷炸弹,结果日本陆军大将、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白川义则被炸死。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人以事变期间红军发动赣州战役等为借口,正式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历史背景 编辑

策划阴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量土地,并试图扶植前清朝皇帝溥仪建立满洲国。但此一行动刚开始就受到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于是日本决定在上海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除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大佐外,东京的裕仁天皇的文官党羽“十一人俱乐部”(成员包括木户幸一近卫文麿、牧野显声等),也参与了“一二八事变”的策划。该组织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征服前,需有一个“思考间歇”期,以应付国内外的许多问题。为此在这期间,日本需要在上海发起一场“假战争”。
1932年1月5日,板垣征四郎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见,并向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随后板垣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制造事端

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
上海的田中隆吉接电后,将2万日元经费交给了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即金壁辉),让她具体策划实施。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日方5人在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投掷石子挑衅,引发冲突。而之前川岛芳子早已经雇佣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人群。冲突中日方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此即所谓“日僧事件”。
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通牒增兵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承诺缉拿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之余,同时提出了无理的四项强硬要求:1、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声称上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4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
之前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本部早就安排好了“假战争”的准备。“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由首先调兵遣将,向上海增派军舰。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本土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航母,1.4万吨,载机6架)也驶抵上海。
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25日,日本海军省首脑与外务省首脑联合举行会议,“协议如中国方面不表示诚意,不实行日本之要求,决以实力务期要求之贯彻,并协议万一时的具体方策”。26日,海军省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中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一)驻沪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舰队,(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三)自吴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并使浪人同时暴动。”日海军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许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上海的盐泽幸一“行使自卫权利”。同日(26日)日本海军省又命令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 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开沪,并于28日下午到达。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4艘,飞机2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1月28日,日海军省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3艘及水雷舰4艘从本土出发开赴上海。)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

忍让避敌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国军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十九路军的领袖是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
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做了错误的判断,将日本掩护伪满洲国建立的“假战争”行为,误判为日军将“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见蒋介石《第二期抵抗方案》),认为战火将迅速扩展至全国,“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见《外交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甚至认为“国亡即在目前”(见蒋介石《告全国将士电》)。有鉴于这种严重判断,国民政府认为国家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
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详商后,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见《行政院急电市府避免与日本冲突》电稿)同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亦致电吴铁城,重申“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23日何应钦还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一二八事变前四天,张静江邀请蔡廷锴到杜月笙家中,劝第19路军“……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蔡廷锴猜测张是受“蒋介石所授意”。(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1] )在得知国民政府的态度后,蒋蔡等人感到沮丧,但是也表示会服从军令撤出上海。蒋光鼐说:“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1月27日下午,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宪兵第6团接替第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地区的防务。该团27日晚8时从南京车站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其先头一个营下午到达上海北站,准备次日(29日)拂晓接替十九路军第78师第156旅第6团在闸北的防务。

事变爆发

一·二八事变爆发地点 一·二八事变爆发地点
1932年1月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后,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国民政府和上海各界的要求下,乃于28日13时45分复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1月28日夜11时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给吴铁城和上海市公安局长的回信,对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项要求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吴铁城接到该回信已经是11时25分。夜11时30分,不等中方答复,日军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我十九路军第78师156旅翁照垣部随即起而抵抗(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也一起奋而抵抗),战争爆发。

处理方式 编辑

事变经过

十九路军驻防沪宁简况
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 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驻京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十九路军。1931年5月,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桂系等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反蒋,与南京政府对峙,史称宁粤对峙。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令“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并派人与粤方谈判。宁粤谈判中粤系为安全提出由粤籍人士陈铭枢担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1931年9月30日蒋介石通电同意,陈铭枢麾下的第十九路军遂由江西赣州(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停止“剿共”留驻在当地)调戍京沪地区,并于11月全部部署于京沪沿线。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京沪警备司令。全军下辖第60师,师长沈光汉,驻防苏州、常州一线;第61师,师长毛维寿,驻防南京、镇江一线;第78师,师长区寿年,驻防上海、吴淞、昆山、嘉定一线。全军共3万3千多人。
11月初,十九路军卫戍京沪后,在上海人民坚决抗日行动的推动和影响下,抗日决心是坚定的,但在组织上,实际上的准备很不充分。当时十九路军到沪不久,对敌情知之甚少,该军从自己获得的情报中判断出日军发动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才于1932年1月15日开始进行应战的军事部署,而此时距日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尚不足两周。
由于日军侵略形势的日趋严重,1932年1月23日,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错、戴戟主持下,于龙华召开了驻沪部队营级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一致决心保卫上海,讨论和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并向全军各部发出了:“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的密令。
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1932年1月24日,蔡廷锴等到达苏州,又召集驻苏部队高级将领沈光汉等人举行紧急会议,传达和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驻军将领也一致拥护。但因国民政府力求妥协避免开战的命令,蒋蔡等最后同意遵令撤出上海,并令驻闸北的守军29日晨与宪兵第6团换防。因形势紧张,第78师156旅旅长命令闸北守军第6团继续保持警惕。28日晚11时,戴戟也下令防止日军趁中国换防之际占领闸北,命令各部进入阵地严密警戒。
击退日军首次挑衅和第一次停战
1932年1月28日夜11时30分,盐泽少将统率之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西侧突然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十九路军156旅第6团(团长张君嵩),当即予敌猛烈还击。此时,日军以二十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路口发动进攻。
第19路军总部在接到关于日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步行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29日天亮以后,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由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漫延。守军第156旅所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适时向敌实施反击,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据日军自供:“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
上午10时左右,日机投掷炸弹,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大火焚毁,包括众多古籍善本在内的30多万册馆藏图书被付之一炬。日军千余人在强大炮火和装甲车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冲击,企图占领上海火车北站。北站为上海陆上交通枢纽,其得失关系整个闸北的安危。29日下午2时,日军趁北站火起向北站猛攻,我守军宪兵一个连与日军激战1小时后退出北站。
29日17时,第156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日军进攻受挫后,29日下午英、美国领事出面调停(上海市政府称是日本领事请求,国联报告书则称系上海市长所请),中日两军达成了在29日夜20时停止战斗的协定。十九路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只因本军也需调整部署,同意停战。同时十九路军也加强部署,急令驻镇江以东之第60师进驻南翔、真如一线,并将第61师调沪,驻沪之第78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严阵以待。
国民政府军事部署和对十九路军的支援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时任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长的蒋介石就下令预防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
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九一八事变下野,由孙科接组南京政府。但孙科政府软弱无力,难以应付九一八事变后复杂困难的局面,尤其是财政陷入严重困境,军费已积欠2个月未发。因此1932年1月25日,孙科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辞职。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接受孙科辞职,南京国民政府再度改组,以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当夜,一二八事变爆发。
1月29日,之前因九一八事变而于1931年12月下野的蒋介石复出,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军委会委员(同时任命冯玉
蒋介石 蒋介石
阎锡山张学良为委员),负责调动军队,指挥沪战。同日,蒋介石制定对日应对原则即“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并且规定:“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同时蒋介石在军事上作出“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即87、88师)全力守南京”的军事部署。蒋介石于当日(29日)的日记中写下:“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蒋在日记中亦做出迁都洛阳的决定,以避免城下之盟:“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2]
同日(29日),蒋介石致电驻武汉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第4师师长何庭瑶:“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闸北十九路军防线袭击,至此刻尚在对战中。我军决与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第四师应集中武汉严防,切勿分散。以后军费困难,惟有地方自筹也。”另有内容相同的电文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见《熊式辉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
同日(2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驻蚌埠的第47师(师长上官云相)调驻南京浦口,防范日军进攻南京。(见《何应钦、朱培德致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他说,沪战发生后,“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视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介石要求全国将士“淬厉奋发,敌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并表示他本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3] 。此电发布后,影响甚大,“人心士气,为之大振”。同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表示绝不屈服,并自该日起将国民政府部门迁往洛阳,但军委会和外交部留驻南京,同时命令前方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共同指挥。
2月1日,国军第88师师长俞济时致电蒋介石主动请求将所部调沪增援,蒋答:“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
同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如日军再攻正式开战时,飞机亦应参战,请照军委会电令办理为盼。”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4日,军委会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其区域为长江以南与闽浙两省,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其区域两广,陈济棠为司令长官。并决定:“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同时,并电令川、湘、赣、黔、鄂、陕、豫各省出兵做总预备队。”军委会还决定,在淞沪前线,除由第三防卫区负责外,并动员第二防卫区兵力为后继部队。同时计划以第一防卫区部队(司令长官张学良)向东三省挺进,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的余裕(但张学良并未积极行动,川、粤等省也未积极行动,可见不统一难以抵御外侮)。同时命令沿江、沿海严加戒备,并从浦口开始,沿津浦路北上达徐州,西折沿陇海路至洛阳,全都大筑工事。
2月2日,何应钦向蒋光鼐等人转来汪精卫电报,内称:“昨已电广州同志,对于淞沪驻军急速设法增援助饷,军委会亦已决定增派军队淞沪,决不以十九路军独立苦战,敬祈诸兄激励将士始终坚决抵抗。”
2月5日,蒋介石指示:“如倭以两师以上陆军参战,则我方应另定计划与之正式作战,飞机与陆军需预定协同作战计划,突然进攻,使敌猝不及防也。”[4]
同日(5日),蒋介石就作战计划向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电,并电慰十九路军:“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并表示“如有必要,中(正)可亲来指挥也。空军参战时,陆军需与之预定各种符号切实联络,俾得协同动作,……”
5日上午9时,中央空军第6、7队的飞机9架(轰战机5架、战斗机4架),在第二大队长石邦蕃率领下,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奔赴上海参战。机群经过昆山时,与日军海军航空队发生短暂空战。11时,我战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正加油挂弹准备出击日舰,突然日机来袭,我战机随即升空迎战。战斗中刚刚完婚的副队长黄毓铨因机械故障坠机牺牲,成为中国空军对日抗战殉国第一人。[5] (后广东空军组建了混合机队的第8队,以丁纪徐为队长,北上增援。一二八事变期间中央空军飞机25架参战,广东空军飞机15架参战。)
同日(5日),国民政府电调九一八事变前在江西剿共的国军第9师(师长蒋鼎文)赴沪增援。
同日(5日),第88师师长俞济时自苏州致电蒋介石,称全师除一团外(527团)已经在苏州集结完毕,但是“职师经费元月份只领到十天,给养断绝”,乞请速拨款维持伙食。
2月6日,蒋介石由洛阳来到南京浦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前往迎接,表示愿率中央部队增援上海。同日,蒋介石下令第88师进抵南翔,第87师261旅自南京东移到昆山(7日抵达昆山)。7日
张治中 张治中
,由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而成的第88师独立旅的2个团集中于虹桥。2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下令将当时中央军精锐第88、87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隶属十九路军总部参加沪战。16日,张治中率第五军军部和第87师259旅从南京出发夜间抵达南翔。
2月7日,蒋介石应陈铭枢请求,批示何应钦调炮兵一个营增援十九路军。
2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告十九路军,已饬令财政部拨款5万元慰劳前线将士。[6]
2月9日,蒋介石调动陆军第1师(师长胡宗南)、第7师(师长王均)准备增援上海十九路军。
2月10日,为避免中央军88师在作战时出现不服从粤军系统的十九路军的指挥的情况,蒋介石特地致电88师师长俞济时,嘱咐其“贵部作战须绝对服从蒋总指挥(指蒋光鼐)命令,并与友军共同进退为要”。[7]
2月11日,何应钦派中央军校炮兵一个排开赴南翔,归蒋光鼐指挥。同日,军政部派往上海的地雷队一个中队抵达十九路军总部。军政部并且拨工兵教导队的架桥爆破两个队及中央军校野炮一个连来沪助战。[6]
2月14日,陈铭枢按蒋介石嘱托,致电蒋光鼐,称:“若和平无望,敌来犯时,予以一极大惩创,然后别作良图。现已准备加调八十七师孙元良部增援。总司令(指蒋介石)并电韩向方(韩复榘)、刘经扶(刘峙)、上官云相、梁冠英共选现役徒手兵三千,输送来补充代募五千新兵矣。”[8] 随后,15日、17日、19日,蒋介石分别令十九路军接收自上官云相、梁冠英、刘峙等部挑选而来的增援上海的徒手兵2000人。[9]
2月15日,汪精卫致电已至全州的张发奎第四军(张在九一八事变后原计划北上支援黑省马占山),称:“兄部援黑,志在抗日。今日军近在淞沪,不如放弃援黑,径来淞沪,与十九路军共同作战,较为直截了当。”[10]
当时因连年战乱,又逢去岁1931年江淮大水灾,国民政府财政窘迫。早在1932年1月下旬时,国军各将领就纷纷致电,称“粮弹缺乏,已到断炊地步”。[11] 但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准备将九一八事变前在江西剿共的国军部队调浙转沪,又迁都洛阳,皆需款甚急。2月5日,中央军嫡系88师师长俞济时就致电蒋介石,称给养断绝。2月11日,中央军嫡系第18军军长陈诚也自江西吉安致电蒋介石,称部队已经欠饷近2个月,伙食无着。故2月16日蒋介石不得不致电财政部长宋子文,苦苦哀求经费:“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而江西与河南伙食必日紧一日,接济必完全断绝。请兄能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致崩溃,此为中(正)最后之哀求,望兄设法助成之。[12]
2月16日,为敦促第五军和十九路军加强团结并努力杀敌,蒋介石致电第88师师长俞济时并转第五军张治中军长:“今日兄等决定在淞沪原阵地抵抗到底,奋斗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团结,为我党国争光。……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指蒋光鼐)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吾人若不于此处表现民族革命精神,决意牺牲,更待何时?可将此意转告全体将士,努力保持本军之光荣历史为要。”[13]
2月18日,蒋介石再电张治中、俞济时,要求第五军与十九路军加强团结,切莫因争战功而闹不愉快:“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绝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我前方将士应彻底明了此义。故十九路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绝无彼此荣誉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指反南京中央政府者)之污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14]
同日(18日),日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该通牒的要求已经超过南京囯民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囯民政府外交部乃表示:“中国在沪驻军,为保卫 中国土地计,迫不得已,亦惟有从事自卫,奋斗到底而已。”[15] 蒋介石同意中 央驻蚌埠的4队飞机、留江西的2队飞机,全数连同广东方面支援上海的飞机飞沪参战。[9]
2月21日,蒋介石调第14军卫立煌部第10师(师长李默庵)、第83师(师长蒋伏生)星夜兼程入浙增援沪战,同时命陈诚第18军,如不得已,先击退红军对赣州的攻打后迅速增援上海。[16]
2月22日,蒋介石致河南省主席刘峙,命令驻河南的第1师胡宗南部自当夜起秘密启程,“每夜只开一团至两团为止,到滁州与浦镇间各车站下车,徒步行军至江边过江”。24日,蒋介石再次命令第1师务必在27日前抵达浦镇。[17]
2月23日,蒋介石下令第9师(师长蒋鼎文)3月3日前星夜兼程集中至杭州,不得有误。[17]
2月25日,蒋介石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在乍浦、镇海、温州等地加强防务,严密警戒。[18] 同日,鉴于浏河一带河岸适宜日军登陆,蒋介石特地致电嘱咐十九路军,注意浏河方面防务,应准备3团兵力。(《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67页)
2月26日,因前几日庙行大捷,蒋介石致电张治中、俞济时:“各师经费与给养品尚足用否?……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也。”[18]
同日,下令驻浙赣边界的第36旅(旅长戴岳)调沪杭沿线东侧地区,以资戒备。[19]
2月27日,蒋介石下令第14军军长卫立煌所部第10师、第83师“尽数乘民船秘密东下至荻港以东、芜湖以西登岸候令”。[20]
2月29日,原驻蚌埠、一二八事变后调至南京镇江附近的第47师(师长上官云相)之第4团抵达昆山。3月1日,47师主力齐集昆山,并于当晚驰赴嘉定、太仓间增援。
3月2日,因日军于浏河登陆攻击我军侧背,十九路和第五军被迫撤退至第二防线,蒋介石致电指示蒋光鼐:“现军既移至南翔、嘉定、太仓一带,为便于长期抵抗起见,急应构筑预备阵地,以资准备。”
3月3日,第9师先头部队抵达常山;4日,第9师、第10师部队抵达杭州。
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担任京沪铁路方面防卫,为左翼军总指挥,蒋鼎文为右翼军总指挥。蒋鼎文率领第二军、第十四军自江西移师沪、杭,在川沙、枫泾、吴江构筑第一线阵地,并于嘉善、平湖、乍浦构筑第二线阵地,积极布防,策应十九路军抗战。[21]
3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8日兼参谋总长。
日军三次增兵及战斗详情
日军第一次增兵及失败
日军停战后,竭力增兵。日本海军省立即命令佐世保第二十六队驱逐舰4艘,由巡洋舰“龙田号”统率,于1月30日抵达上海并于黄浦码头登陆,随舰而来的包括佐世保第三特别陆战队士兵474人及大批军火。
1月31日晨,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26000吨)和“凤翔号”(7470吨)搭载第一航空队约30架飞机抵达上海,停泊于上海以东约130公里的马鞍列岛海面;下午4时,巡洋舰“那珂号”(5195吨)、“由良号”(5100吨)和“阿武隈号”(5100吨)3艘及水雷舰4艘抵沪,并载陆战队2000多人,分批登陆。
2月1日,日本邮轮“照国丸”载来横须贺第一特别陆战队(525人)于上海汇山码头登陆。
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将长江一带第一遣外舰队之外的舰船,以“出云号”为旗舰(“出云号”2月6日抵达上海),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为司令官,组成第三舰队,统一指挥投入战斗。
日军兵力增加后,于2月3日开始,再度向闸北、八字桥等地的中国守军猛攻,仍被中国守军击退。2月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线。激战竟日,吴淞露天炮台,虽被敌狂轰滥炸摧毁,但在中国守军抵抗下,日军始终不能登陆。当时调归十九路军156旅第4团指挥的第88师高射炮连击落日机一架。此次总攻被粉碎后,盐泽幸一被撤职调回本国。
接替盐泽职务的是新组建的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野村到职后,日军开始增援陆军。早在上海局势紧张时,日本就曾打算派遣陆军,但是为海军所拒绝。可随着战事不利,海军不得不向陆军求援。2月2日,日本内阁便决定正式派遣陆军。由于上海战况告急,决定派出上海派遣混成旅团(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与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并先行运送上海派遣混成旅团和独立战车第二中队等部(此后称混成第24旅团)。同时,日本海军也增派横须贺第2特别陆战队赴援上海。混成第24旅团于7日午后在吴淞登陆。至此,日本海陆空军已增至万人以上。2月8日拂晓,日军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进攻,均被我击退。
2月10 日,中国守军第122旅第6团由刘家行进至杨家行,防守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至吴淞之线。请缨赴援的张治中第5军第87师第261旅于12日由南翔进至嘉定,并派1个团接替罗店第122旅第4团之防务。
2月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说:“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又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渚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
11日下午,日军在闸北狂轰溢炸的同时,向蕴藻浜、曹家桥一线大举进攻,并不断增援.十九路军猛烈抗击,双方肉搏,战况极其激烈。至晚,进犯之敌被全部击退。13日,日军陆军一个大队一度越过蕴藻浜、纪家桥一线,当即遭到第六十一师张炎旅的夜袭。中国军队夺获枪械甚多,终使敌军溃败。至此,野村企图从几路包抄吴淞中国军队的计划,终被粉碎。
日军第二次增兵及中方庙行大捷
2月8日,日军在吴淞遭受重创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根据日本天皇批准的敕令,日军参谋总长载仁急令陆军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火速增援上海。2月13日午后,第九师团主力到达上海港,16日,该师团全体官兵于吴淞登陆完毕。由此,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接替了野村的统帅职务。此时,日本侵略军海陆空兵力已达3万余人,野炮六、七十门,飞机60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
植田首先于13日深夜发表声明,宣称:“如有妨害本师团执行任务者,必将采取果断措施,决不踌躇。”18日,植田又向蔡廷锴提出了最后通牒,内称:“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应在2月20日午后5时前,从下列地区撤退完了:在黄浦江西岸地区,从连接租界西端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淞镇以北撤退;在黄浦江东岸地区,从连接烂泥渡及张家楼镇线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离各租界边界线20公里地区(包括狮子林炮台)以外。同时,撤除在以上地区内的炮台等其他军事设施,并不得再设置。……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22]
蔡、蒋接到植田的最后通牒后,下令前线部队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炮,作为对植田最后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20日晨,植田令日军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以第9师团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日军先以大炮轰击,继之以步兵协同坦克部队,分两路进犯张华浜一线和杨树浦一线,均被中国守军击退;闸北日军千余人和坦克十余辆,因触地雷,死伤枕藉。21日,植田亲自指挥步兵数千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冲击,双方伤亡均重,战斗延至23日黎明,日军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江湾镇,中国守军英勇抗击,多次冲锋,生俘日军空闲升少佐及士兵数百人,日军不支始溃退(日军侵华战争P181)。
庙行方面,原十九路军防地,于16日起为增援的第五军接防。第五军军长张治中,下辖第87师、第88师和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全军约二万多人。第87师(张治中兼师长,副师长王敬九)下辖孙元良的259旅,宋希濂的261旅,担任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以西之线;第88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下辖钱伦体的262旅,杨步飞的264旅,担任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之一部担任狮子林南北闸汭、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线警戒。
22日,日军第九师团倾巢出动,进犯第五军88师之庙行阵地,飞机轰炸竟日不停,数千发炮弹轰击中国守军阵地。但在张治中亲自指挥下,由孙元良旅、宋希濂旅和十九路军61师的三面夹击下,敌遭惨败,庙行阵地终于转危为安。日军第九师团及久留米混成旅团之精锐,伤亡惨重。此即为“庙行大捷”。此后数日,敌军虽不断轰击和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被迫中止进攻。至25日,植田的总攻计划也宣告破产。
日军第三次增兵及中方撤退
此时,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被十九路军敢死队潜水炸伤,日本国内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难以速决。为此,23日,经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火速派遣陆军增援。于是参谋本部决定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由前田中内阁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接替植田,增派第十一师团(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和飞机一百多架来华,以便在上海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经过多次增兵,白川统率下的上海日军兵力已达7万余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5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比较严重,左侧太仓浏河地区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指挥第9师团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3舰队护送第11师团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3月1日,日军在闹北、江湾、庙行各方面都发动了进攻,用重炮、野炮、钢炮以及飞机连续轰炸,步兵则乘势进击,白刃相搏,双方伤亡均重;与此同时,白川密令第11师团,利用浏河方面中国兵力单薄的弱点,在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强行登陆,侵占浏河。浏河的失陷,使中国军队侧、后方均受严重威胁,于是,不得已于3月1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2日日军攻占上海。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国民政府的对日交涉和国联外交
上海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因此在抵抗之际,一面照会欧美各国和国联,要求“履行其条约之责任”。由于上海战争直接威胁到各帝国主义利益,因此,迫使他们采取比对待九一八事变较为积极的态度。正因如此,在上海战争过程中,由英、美、法出面奔走的“调停”一直不断。
事变第二天(29日),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中日述成停战三天的口头协议;但实际上日军并未停止进攻。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各自照会中日两国,“提议停止冲突;(一)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为;(二)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地点;(四)设立中立区,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地区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约后,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事宜……。”南京政府对于这一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提议,基本表示同意。而日本却提出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青岛等大商埠周围,划一不住兵区,宽十五至二十英里,以对抗英、美等五国共管上海的计划。
1月29日,中国驻国联总代表颜惠庆受国内指示,在国联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发言,就日本进攻上海提请国联关注,并联系到东北事件,主张国联章程第十条(关于尊重联盟各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条款)和第十五条(关于联盟理事会对有断交之虞的纠纷进行审查的条款),应适用于日本的对华侵略。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反对受理了中国提案。次日,国联秘书长提议组织“国联委员会”赴上海调查中日冲突,后又决定成立“上海调查委员会”。中方代表当即表示同意。南京政府对国联干预上海战事抱有很大的希望。
2月4日,蒋介石日记云:“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
国民政府为及早结束淞沪战争,除欧美列强的调停外,还另辟了一条直接谈判渠道。何应钦在报请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直接与日军谋和。王俊10日同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原日本驻沪使馆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将谈判。
2月12日,中国代表依据国联盟约第十五条第九款,请求召集国联特别大会处理中日纠纷。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代表的极力反对,20日决定将中日冲突移交国联大会处理,并以3月3日(日内瓦时间)为大会开会日期。
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也再次出面警告日本,重申《九国公约》等必须维护。2月23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以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liam E. Borah)的书信的形式,申述维护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及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重要性,重申“不承认主义”的立场,表示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影响我们政府及人民在华权利的任何局势,或任何该两国所订立的违反此等公约条款的条约或协定”。24日,美国政府将这封信转交给国联秘书长、中日两国政府及英法等国。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讨论中日问题的国联特别大会,希望促成中日双方的停战谈判,尽早结束上海战争。但另一方面,就在日本准备加派军队援沪时,史汀生又对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表示,美国政府不鼓励制裁日本的行动。(中华民国史第8卷第68—69页)
2月28日晚,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应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之请,偕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到英舰“肯特号”,与日海军司令野村及日本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会晤。在凯莱的居间调停下双方磋商三小时,达成谅解事项五项:“(一)双方同时撤兵;(二)日本不提议永久撤出吴淞或狮子林炮台之问题;(三),中日合组委员会,邀第三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四)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权;(五)中国军队退至真如,日本军队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完竣后,中国军队退至南翔,日本军队退回舰上。”29日,中国政府对五项内容做了同意的回复,但日本政府却未予回复。
但“肯特号”会谈也非毫无意义,国联理事会主席彭古获悉“肯特号”会谈详情后,于2月29日召开国联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调停上海事件的四点计划,大意为:在各国驻上海文武官员的帮助下,迅速缔结停战的地方性协定,然后由在上海有特殊利益的各国代表召开圆桌会议,就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居民的安全保证措施和为解决其他问题而进行措施。随后,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代表一致表示赞同该计划,中国代表颜惠庆、日本代表佐藤尚武也都原则上表示大致同意。
但3月2日,因日军迫使中方后撤到第二防线,日方态度又强硬起来,提出了四项苛刻条件,再次要求中国军队先行后撤才停止攻击,日军撤兵只先撤至上海及吴淞地区,并不愿受中立国监督撤军。中国政府对此明确表示了拒绝。3日,日军再次发动进攻。同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召见日驻美大使出渊,指责日本一面接受国联2月29日决议一面又继续扩大军事行动的做法。

协议与撤军

3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月3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24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
中国代表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军事代表戴戟、黄强等七人,日本代表为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军事代表植田、田代等九人.英、美、法等公使和武官也列席了会议。谈判中双方争论之点颇多,而在日军撤退时间、地点问题上尤为激烈。27日,兰普森对各款提出折衷方案五条。28日至30日双方连续讨论无结果,会议陷于停顿。中国遂将上述问题提交国联特别委员会解决。4月19日,国联特委会通过决议草案十四条,但日方对于其中第十一条联合委员会职权之规定,陆军认为干犯了统帅权,表示坚决反对。经兰普森的调解,提出折衷方案,日本代表才以在投票时弃权,表示默认。于是30日在国联大会上,将兰普森修改的决议草案通过。
由此,中日停战协定得以在5月5日予上海签订。
淞沪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昆山、苏州一线。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区,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代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协定”之二、三、四条均有“附件”。“附件一”规定中国军队驻扎之具体地点;“附件二”规定日本军队驻扎和可以使用之地区;附件三”规定共同委员会之组成。
中国代表在宣读《协定》条文时,发出两次声明,但并未作为附件而附属于《协定》文件之内。中国的声明,一是关于《协定》第二条的声明,说中国方面在停战会议讨论此条时,曾声明:“双方了解,本协定内,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之调动,并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并说:“当时双方同意,此项声明于该项会议时业经接受。”而是关于《协定》第三条的声明,说:“双方了解,按照第三条,日军暂驻区域内之市行政权,包括警察权在内,仍由中国当局行使之。日军之暂用该项地点,于上海市政府之工作,不得有任何妨害。”此外,中国政府同日在南京发表了一个有关《协定》的书面声明,宣布将设置特别警察队,以维持临近上海租界的撤兵区域内的治安与秩序。
日军的撤退分为四批实施。第一批自5月6日起,日军主力部队向连接狮子林—杨行—大场—真如之线以东地区撤退。第二批至5月9日中午止,撤出嘉定、南翔、浏河等地。第三批,至5月10日中午,撤出罗店。第四批,从狮子林—杨行—大场—真如之线全部撤退。5月12日中国首都保安队接管闸北,19日接管江湾,23日接管真如,24日京沪铁路恢复全线通车,同日接管吴淞炮台。5月31日,日军除海军陆战队及宪兵共2500人以外,全部撤离上海。中国调北平保安队1000人由瑞士教练统带赴上海维持治安,另派国军第二军精锐步兵2营驻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在地龙华。至6月17日,淞沪铁路以东、沙泾港以西、公共租界以北,虹口方面越界筑路周围地域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全部撤入越界筑路地域以内。至此,除《停战协定》所允许日军暂驻的丁区(闸北日本坟山)内的警察权尚未恢复外,所有日军退出地区,完全恢复上海市政府的行政区与警察权。至7月17日,日军最后撤离丁区,由中国方面派保安队予以接收。至此,日军全部撤出公共租界和虹口越界筑路以外之地区,全面恢复“一二八事变”前之原状。

中共参与

左倾冒险主义的极左思想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中共临时中央处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之下,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如强调在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必须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将国民党内反蒋派别视为“反革命的在野派别”,必须打倒;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否认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主张以主要力量进行打击。这些错误认识在淞沪会战中导致了一些错误行为。
上海淞沪抗战刚一打响,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就公开发表宣言声明:“囯民党各派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声称“一些国民党军阀及政客(如孙科张发奎陈铭枢及一切的狗蛋)黄色工会的官僚工贼,上海资产阶级流氓痞子,现在弄各色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23] ,把国民党一些派系和其他工会、民族资产阶级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行为和主张,统统都说成是愚弄百姓。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极力号召劳苦群众立起革命战争,要求革命民众要“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囯民党开放”(见《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24] ),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号召“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
在淞沪抗战正酣,国民党军队奋勇抵抗、流血牺牲之际,中共临时中央却依然如此号召,在中共党内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上海部分地方干部就对此表示消极。他们明确认为:在十九路军做革命战争时,各区不应发动战争,否则将成为捣乱后方。但中共临时中央显然是把上海事变看成是类似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的重要历史机遇,当年俄国就处在对德战争中,正是利用对外战争的乱局,布尔什维克趁机主导革命成功。因此,临时中央领导人面对这样千载一时之机,也备感兴奋,极力推动士兵工作。显然,他们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使他们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反动阶级中没好人,认为十九路军将领的抵抗,不过是为了欺骗士兵和民众。他们甚至断言,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根本上是沽名钓誉,是图利谋财,是为了“骗取”民族英雄的荣衔和民众的捐款[25] 。他们甚至硬说十九路军将领“丝毫不想乘胜追击日本的军队到租界上,根本消灭日军在陆上的根据地”,说十九路军将领“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军队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给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让士兵失败之后自动退却”,是在故意“牺牲十九路军士兵,使战争遭到失败!”(见1932年2月26日《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胜利?》[26] )临时中央领导人还指斥十九路军将领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抗日军阀”(张闻天《上海事变与中国的统治阶级》,《斗争》第3期,1932年2月9日),提出党的策略是“拥护士兵自动抗日的斗争,而反对他们的长官,利用一切机会揭破这些长官的欺骗”;号召革命的士兵与民众联合起来,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甚至认为“要作战胜利必须杀掉他们反动的长官”。(张闻天《士兵的反日战争与我们的策略》,《斗争》第2期,1932年1月31日)。[27]
发动赣州战役
就在淞沪抗战激战方酣之际,江西中央红军猛攻赣州,此即赣州战役(1932年2月4日至3月7日)。赣州战役牵制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援沪作战(如牵制了中央军陈诚第18军、第9师等),蔡廷锴甚表不满地说:“此次我军与暴日在淞沪激战最烈时,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为国难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机猛攻赣州,企图夺取赣南重要城市,以捣乱我后方,这种行为,不啻为暴日张目。”(见《蔡军长对官兵训话》,《大公报》1932年5月5日)一二八事变期间红军的这些进攻,也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提供了口实

数据统计 编辑

两国参战军队及伤亡数字
日军约7.7万人:第三舰队、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师团;中国军队5万人:十九路军;第五军(张治中)。
据中方战报,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一共毙伤日军10254人。而据日方资料,在侵略上海的战争中合计伤亡3091人:其中日军陆军战死620名,负伤1622名;海军战死149名,负伤700名。[28]
据中方战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合计总伤亡14104名(阵亡4274名、受伤9830名)。其中十九路军伤亡官兵8792名;第五军伤亡官兵5312人。[29]
国民政府对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军火补充
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先后补充十九路军枪弹1060余万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架、各种火炮73
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
门。补充第五军枪弹760余万发,手枪弹3万发、各种炮弹1.6万余颗、手榴弹5万枚、步枪1600支、机关枪12挺。[30]
民间损失
据统计,事件中中国金钱损失约为十四亿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同济大学(吴淞)、复旦大学(江湾)、上海法学院等均遭轰炸。

历史评价 编辑

积极的一面
1,促进了国内团结。一二八事变前,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内宁粤对峙并未结束,群龙无首。事变后,国民党各派系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团结,汪蒋合作,蒋介石复出,自此南京政府的地位相对稳固。而国内各阶层、各界人士,也因支援淞沪抗战,激发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团结。
2,建立了抗战的信心,转变了国际观念。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战争几乎逢战必败,而且
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
几乎每次都以割地赔款告终。淞沪抗战期间,国军屡挫强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而最后的停战协议中,既无割地内容,又无赔款条款,实为百年来所罕见。一二八抗战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广大爱国官兵表现的高度爱国热情和抗日救国的英勇牺牲精神,表明了为民族生存而战的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远不如敌军,但抗日卫国的正义性质,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使中国军队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也为在沪西方人所亲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清末以来西方人轻视中国军队的心理,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形象,改变了中国的国际观感。
国民政府确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即已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口号:“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31] 在此通电中,蒋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规定攘外即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安内”即平定反蒋势力及剿共。但当时“安内”主要指平息内外冲突,解决两广问题。[32] 九一八事变后,蒋和南京政府于1931年9月21日决定“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33]
一二八事变时,国民党指责中共乘国军在上海浴血抗战之时,扩大湘、赣、粤、闽苏区。国民党惊呼“中共豫鄂皖边区旷继勋部,与鄂中段德昌部、鄂西贺龙部、湘东赣西李明瑞部,互相呼应企图包围武汉。一时扰乱范围,遍及七省;‘赤化’面积,达200,000方里。大有燎原之火,不可收拾之势。”
蒋介石声称鉴于“九一八”、“一二八”两次事变,中共皆乘机“扩大叛乱,涂炭生民”,国军难以全力抵御外侮,乃于1932年6月9日,在庐山召开“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1932年6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北平外交大楼接见新闻记者,以江西红军在淞沪抗战中不仅不支持抗战反而攻击援军为借口,说:“中央认定不‘剿共’不能抗日,故派蒋委员长、何应钦同志担任剿匪工作,努力进行,务期消灭。”[34] 至此国民政府正式确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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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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